一、达仁堂的发展概况
达仁堂开业于一九一二年，创办人是北京同仁堂同“乐家老辅”的后代乐达仁。他早年曾随清政府驻德公使吕海寰赴德国游历，思想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开办工业的影响。一九一二年乐达仁的父亲去世，乐达仁在上海开办了达仁堂。当时达仁堂在上海的营业不佳，乃于一九一四年在天津设店，开业后营业甚好，遂将总店及药厂由上海迁至天津。
乐达仁对原同仁堂的传统经营方式进行了改进，把达仁堂办成了一个自产自销、工商结合的企业。在生产方面，以宁求善价，不售次货为宗旨，不惜以高价精选上等原材药料。由于原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声望，加上它自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为药铺招牌，因此不几年便发展起来。
一九三五年，乐达仁病故，由其侄乐肇基，乐松生接任经理、副理。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总、分店所在地相继沦陷，营业无从发展。抗战胜利后，恶性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达仁堂及时采取了“囤积不倒把，借债不存钱”的措施，保住了资金。
解放后，由于物价稳定，达仁堂的生产及营业逐渐恢复正常，一九五三年达仁堂在北京成立了提炼药厂，通过对药物有效成份的提炼，改进了丸散药的剂型，并生产了中药片剂。至一九五六年，达仁堂实现了公私合营。
二、达仁堂的生产与经营
乐达仁为了维护其“乐家老铺”和家传秘方的信誉，在制药方面有一套严格的办法。
首先在购药材原料上，必须要真材实料，即使价格昂贵，也在所不惜，例如胆星，这种药需晒炙十年以上方能配制丸散，乐达仁不惜占用巨额资金，每年都要购进很多，晒炙储备。
在配制丸散药时，乐达仁要求必须先将药料精细挑选，并由经理逐项核对无误后，才能混合碾粉，并细罗精筛。在配制汤剂片方面，达仁堂特从上海聘来技工，按南方方式炮制，以提高药料外观美感，使顾客更易于接受。
为了保持药性的质量，达仁堂严格遵守一定之规，决不含糊，炮制各种药酒，必须先将白酒和药料倒入铜钵中煮沸，然后再倒进缸中浸泡三至五年，方可出售。
此外，达仁堂为了确保鹿茸的供给，还在天津、北京等地自办鹿囿，养鹿最多时达七百多只，每年所割鹿茸，除供给自己的总、分店使用外，也批发给同业。
为了确保药品质量，达仁堂还自凿了一口深水井，并建了水塔，以保证制药用水的质量。另外还从外国进口了冷冻机，建立了冷藏室，用以贮藏易腐药材和药品。
在经营方面，达仁堂的所有药品均由天津药厂生产，出厂后交总店及各分店销售，不搞批发代售，这种做法防止了有人企图假冒达仁堂之名买卖假药。
三、达仁堂的组织结构
达仁堂采取自东自掌的方式，经理独揽大权，人事的调动、升迁、奖励、均由经理掌握，经理将这些事全部记入一本《言出法随》的本子内，遵守执行。
在生产经营方面，达仁堂药厂内设总管理处，下设公事房、药房、总分店及鹿囿。公事房由事务所组成，分管会计、统计、文牍、总务、后勤等事。药房由药房头（等于车间主任）负责，监督生产、药品的收发及保管等工作，生产方面按工序具体又分为细料、蜜丸、膏药、药酒、料房、斗房、北刀、南刀、方房、蜡丸等生产小组，各小组都有专人负责。
总分店内设有：查柜，负责本店一般事务，如核对饮片药方、收付营业贷款等；外埠分店查柜还要写号讯、汇报业务等。卖药：即售货员。斗上：即辅助售货员。帐桌：即出纳。
达仁堂为了便于管理，新招收的职工多系由老职工从亲戚中推荐，职工有“先生”（即药工、售货员、司帐等）和徒工之分。徒工要先在药房各小组轮流学习，以三个月为一个轮换期，三年学习期满，或到门市部作“斗上”，或留药房作药工。店里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减少损耗，设立了一些奖励办法，如麝香奖，锯茸奖、烫茸奖，购进真实原材奖等，以此鼓励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责任。
四、达仁堂的公益事业及其它
一九二一年，达仁堂在河北大经路（现中山路达仁里）开办了达仁女学校，免费招收女生入校学习，校董由乐达仁亲自担任，并聘请了当时教育界进步人士马千里先生任校长，学校所聘教员亦多属当时的进步人士，邓颖超同志也曾在该校任教，后来由于北洋军阀的镇压，学校被迫停办。
一九二四年，乐达仁的次女乐卫生病故，乐达仁便以其女生前所积蓄的三千元为基金，开设卫生眼科诊疗所，聘请了著名眼科医生黎宗尧义务门诊，免收一切医药费用，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个时期，药厂组织部分职工成立了一个大型乐队，聘请音乐教师专门教练，这个乐队在当时以乐器齐全，服装讲究而出名，乐队专应绅商富贾及中上层人士的婚丧喜庆活动，虽然不收任何报酬，却为达仁堂作了广告宣传。
每年旧历正月初二，达仁堂要在估衣街总号内“敬财神”。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达仁堂总号，由达仁堂给来者每人发银币二角，借此宣传，这个活动至敌伪时期，始被警方以影响治安饬令停止。
旧历四月二十八是“药王爷”的生日，每年此时达仁堂要在河北大经路原中州会馆演一次堂会戏，演员大多是从北京邀来的京剧名角，除唱戏外还备有丰盛的酒席，招待绅商富贾及各界人士，籍以联络盛情，扩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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