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衣
我是在60年代初开始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1958年我在天津市外贸进出口公司工作，当时统战部让我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去参加理论学习，为期一年半。在北京我见到不少老朋友和旧同事，他们有的是抗战以前认识的，有的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重庆一起工作的。东北地区解放较早，我在那里从事外贸工作时也遇到一些老友。这次在北京学习期间又异地重逢，显得特别兴奋和亲热。
在京学习期间，适逢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一次招待60岁以上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几十年来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变化、平生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等，写成文字，传之后世。当时在场的有北洋政府时期的老人，有北伐时期的军政人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起义人员，有建国前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也有金融、实业、工商、教育、文艺等各界老年人士。周总理的号召深深地鼓舞了老年委员，他们积极研究如何贯彻和进行这项极有深远意义的宏伟工作。政协全国常委会决定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规划、组织和推动征集和撰写工作。
我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经常抽暇到全国政协去会见老朋友，因而了解到上述情况。同时看到申伯纯（他曾跟随周总理，从事秘书工作多年）和阎宝航等老同志谈起周总理的指示之后的兴奋情景。他们根据周总理的号召进行讨论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作，竟通宵达旦。大家认为，从清末到1949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在这六七十年历史过程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演变过程，历史人物的事迹，各行各业的具体变化等等，现有的文献资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需要群策群力，广泛地发动过去在旧社会具有丰富阅历的老人，特别是那些曾经亲身参与过各次历史事件的人，及时把他们的经历和见闻，如实记叙下来，就很有意义和价值。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有力的事实根据，就可以大大丰富和充实我国的近现代历史。
我听到他们的见解，深有同感，同时也对文史工作产生了极大兴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后，由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刘大年、申伯纯等5人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40人。我所熟悉的阎宝航、刘大年、米暂沉、邢赞亭、齐燕铭等人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就是我和文史工作发生关系的开始。
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第二期结业之后，我返回天津，仍在外贸部门工作。我是天津市政协委员，经常参加市政协一些活动。1960年天津市政协也开始筹备文史工作，由副秘书长李敬仁主持，他知道我爱好文史，并且在北京还有几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朋友。因此征求我的同意，商请统战部出头，从外贸部门借调我到市政协来搞文史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极有意义的任务。当时办公地点设在解放南路273号(现市政协俱乐部楼下)，配备了一名专职干部。开始工作时人手缺少，我征得上级同意请来吴同宾先生协助我作秘书工作，但并无任何名义，他是多年的“老天津”，知识丰富、文笔流畅。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两人共同出去采访，由他执笔，写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当时我经常往返京津，征求全国政协文史办的意见，尽量按他们的要求征集与撰写史料。全国政协对天津的史料很重视，要求质量也高。因为天津在我国近代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如“天津条约”、“八国联军”、“洋务运动”、“小站练兵”、“壬子兵变”、“天津教案”、“义和团”、“抵制日货”、“劫持溥仪”、“天津便衣队暴动”等大事都发生在天津，天津有过九国租界地，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典型的城市，租界里住着许多清末贵族、下野军阀、失意政客、工商巨头、社会名流等，可以说天津是一个文史资料的宝库。全国政协给天津出了几个题目，要求写在天津居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传记和轶事，特别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人物，年纪已老，他们的史料应尽先抢救。有关各国租界的情况、洋行买办的典型人物，均是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撰写工作的重点。
当时是解放初期，曾当过官僚政客的老人，要他们谈自己的历史，写自己的经历，确实顾虑重重，说说倒还勉强，但要一五一十地写下来，黑字落到白纸上，恐怕授人以柄，一旦有什么运动，岂不是作茧自缚。所以我们在采访工作中首先要反复地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搞通了思想，他才会真诚地和你合作，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资料。那时要完成一篇有价值的文稿，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初期工作有我和吴同宾还有南开大学的唐克明，面对如此浩瀚的任务，实感力不从心。于是征得上级同意，聘请来两位“写手”协助开展工作。首先我们找到纪华，他的文笔很好，写作也快，在旧社会担任过天津商会会长，经历丰富，对天津各方面情况较为熟悉。他很高兴做这个工作，经他手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随后又找来李鹏图和胡君素，李鹏图的阅历很丰富，当过天津市财政局长。胡君素担任过报界的编辑，他俩对天津情况都相当了解，素有文才，写文史稿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我们的“写手”逐渐增加，工作量自然也随之加大，大家分别出去进行重点采访，尽量要求当事人自己动笔，写成初稿交我们加以整理。不能写或不愿写的，就动员他口述，由我们作记录，回来整理。
这期间整理出一些名人传记，如孙传芳手下的省长杨文恺，张宗昌的部下林宪祖等。但写全国政协指定的曾毓隽、鹿钟麟的资料就不那么容易了。曾毓隽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总长，1961年时已96岁高龄，不愿谈以往的旧事。我和黄逖非二人登门拜访多次。会见时多由他女婿黄大馥(医生)陪同。曾毓隽性情孤僻、高傲，本来他在京多年，会普通话，可是他偏偏只用他的福建话和我们交谈，我们听不懂，只好请他女婿作翻译，讲一句，译一句，非常困难。分明是不欢迎我们。可是我们既下定决心，就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访问他，还投其所好地请他到福建饭馆里吃了家乡菜，和他谈古说今，向他请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我们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请黄大馥执笔，由他口述，写了几篇有关他的历史资料。送到北京，分别刊登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和第41辑上。曾老于1963年去世，由于“抢救”及时，使有关他的史料没有被泯没。全国政协文史委对曾老的史料评价很高。从他所述的史料里我才知道原来“安福系”并非一个具体的组织，而是以段祺瑞为中心的几个政客，大家政见相同，经常相聚在北京安福胡同一所宅院里，在一块吃饭打牌，谈论时局，在风云变幻中共进退，息息相关，一致以拥段为目的，互相提携，一荣皆荣。在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他们这一帮“友好”(即安福系)皆攫取了高官厚位。他们最终目的是企图把段祺瑞捧上总统的宝座，大家都加官晋爵。可惜好梦难圆，最终在军阀派系斗争中败下阵来。“安福系”其实和“政学系”一样，都没有招牌，没有具体的组织，没有形成文字的纲领，只不过是一些政见一致的政客组合罢了。
鹿钟麟是西北军名将，他是驱逐溥仪出宫的执行人，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兵役部长，为人正直，思想开朗。解放后被任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久居天津，热心街道工作，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他是个忙人，对于写回忆录则无兴趣，一再推脱不肯执笔。由于谢天培先生和鹿钟麟较熟识，也了解他一些往事，所以就由谢天培负责，做这项工作。谢经常来往于鹿府，多次与鹿长谈，前后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写出了近30万字的文稿，送往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
后来我们联系的人多了，同一个命题能有好几个人都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改变了工作方式，不再逐位访问，而是把知情人士都请到一起，开几次专题座谈会，大家围绕一个专题，各抒己见，根据自己的见闻、经历，从不同的角度，互相印证，取长补短，共同凑成一篇完整的资料，由一个人汇总交卷。这样做，既节省了时间，所写成的资料更翔实可靠。譬如有关租界和买办情况的史料，大都是这样搞的。
在天津九国租界里，美国租界位于现大沽路以西，彰德道与开封道之间，到海河边为止。因为存在时间不长，就由美国私自移交给英国管理，日子长了，也就成了英租界的一部分。这事鲜为人知，是我们在整理租界史料中挖掘出来的。九国租界，占地大小不同，存在时间长短相异。有些租界收回时间较早，所存有关档案资料轶失。整理起来十分困难。我们依靠发动知情者座谈顺藤摸瓜，加以汇总。前后费时数年，动员若干人提供线索，若干写手执笔，一再易稿修改，终于完成了有关天津各国租界情况的历史资料。天津市政协丈史资料委员会在1986年出版的《天津租界》一书，其内容均是采用我们那时所写的文稿。在写作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曾任英租界巡捕总督察的李汉元先生，我们虽是相识不久，但他给我的帮助很大。再有高渤海对法租界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他都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资料。再有曾任国民党天津市长的杜建时先生，他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我在京认识他后，请他写了一些有关他在天津当市长时的经历，很有史料价值。
洋行买办纯粹是半殖民地的产物，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在中国，以上海和天津的买办为最多。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从中取利，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有时能左右市场的金融，甚至能操纵政局的某些变化。比较大的买办都是些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影响，过去文献很少记述。全国政协希望天津能拿出有关这方面较系统的资料来。我找到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毕鸣岐，他欣然答应，那时他正忙于市工商联的工作。由于我同他私交甚厚，要求他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完成，而且要求高质量。他无暇执笔，我们研究决定由他口述，请纪华作详细记录。前后谈了三个星期，把他所知的有关洋行买办的情况，以及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经过整理送往北京。全国政协文史委看到毕鸣岐这篇文章后，认为此稿质量上乘，加倍付给稿费。后来我们又请一些知情人士写了关于中法银行、汇丰银行的买办资料，着重描绘了买办在银行界所起的作用，为研究买办的学者们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关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时期宋哲元的29军在天津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以及天津失陷的经过，萧振瀛当天津市长的一些情况，都找人写了文史资料。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初，在杨亦周主任的领导下，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征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杨亦周是我的老师，我从他那里受到很多教益，他爱好文史，我们兴趣相同，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曾计划利用征集来的资料，分门别类，采编成集，自己出书，与各兄弟省市交换文史资料等。正当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天津文史工作蒸蒸日上之际，“文革”开始了，文史工作受到冲击。杨亦周主任和我都被关进了牛棚，文史工作陷于停顿，而且一停就是八年。
1974年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和征集工作，开始时是我和吴同宾、乔维熊、谢天培、韩天耀、徐继仁等人凑在于起，工作地点暂在九龙路1号九三学社市委会办公楼原址。名为恢复，但实际征集工作无法开展，因为人人心有余悸，谨言慎行。唯恐上纲上线，哪里还敢轻易动笔写文章？这个阶段，只能将工作重点放到整理过去征集到手而未刊出的旧稿上。经过十年浩劫，幸而过去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文史资料没有散失，得以保存下来。
实际正式恢复文史工作是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以后，1978年重新组成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即《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在1978年12月出版问世。此后，平均每年出版4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和专集2一3册。后来我主持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的工作去了。虽然我不再具体主持文史资料工作，但我还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我仍然关心着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作者：袁东衣，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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