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国权（1919－2017）男，汉族，出生于吉林农安。1954年，他率先将利中酸厂进行了公私合营，成为私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的典范，是全国知名的“红色资本家”。历任民建天津市委会副主委、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解放以来，做为一名原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人士，我曾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干部长期共事，有过不少工作联系和个人交往，也曾多次接触中共高层领导干部，感触也很多。许多优秀品质、高尚精神体现在这些党员、干部身上，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次，是1984年6、7月间邓颖超同志到天津视察时，我亲身经历的两三件事。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与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侨联主席廖灿辉合影
邓大姐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在津期间，她分别会见了全国政协在津委员和市政协全体常委。这两次活动我都参加了。
第一次会见时，我受天津市政协主席陈冰委托，把在津全国政协委员一一介绍给邓大姐。她详细地询问每一位委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问大家有什么困难，耐心地听取各位委员对政协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并要求天津市委和市政协，能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
第二次是与天津市政协全体常委座谈。人一到齐，邓大姐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我说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我再说说，我不做独角演员，大家都发言多提意见。我到天津，就是来集思广益，把大家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反映到全国政协，让我们同心同德，建设四化。”大家被她亲切、风趣的开场白所感动，一下子活跃起来，纷纷发言，十分踊跃。大家对全国政协工作、落实政策工作、天津市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谈了很多诚恳意见和有益建议。
邓大姐认真听了大家发言后说：“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我很受益。大家对一些事很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情可以马上解决，有些事情还需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在处理国内外大事中，一件一件都抓得很紧，抓得很勤，担子很重。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的，就像刚才几位常委提的意见，已经当场解决了。有些事情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讲，我们面临着一些什么困难，现在我们是怎样努力去办的，实事求是地讲，人民群众是会谅解的。”最后，她又很恳切地对我们说：“要把个人的工作和整个国家、政府的工作结合起来，同心同德，把劲使到一处去，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绩。”
座谈中间，她和蔼可亲认真倾听的神态，对政协各界人士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使我而且使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感到非常温暖，感到邓大姐是在实实在在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到座谈、会见本身就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的生动体现。
在津期间，邓大姐还主动提出要去看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叔弢先生的遗孀左道腴大姐。本来，有关部门听说邓大姐要看望左大姐，考虑到邓大姐的年纪和那段时间活动安排较多，为照顾她的身体，计划把左大姐接到宾馆。但邓大姐不同意，执意要亲自登门探望。
在去左大姐家的路上，陈冰同志把我的情况介绍给邓大姐，邓大姐热情地招呼我坐在她附近的座位上。我汇报了周叔弢同志患病后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千方百计组织抢救和周老逝世后妥善安置遗属的情况，邓大姐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
在左大姐家里，邓大姐对周老去世后未能及时来看望左大姐表示歉意，并对周老生前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两位老大姐像亲人一样共同回忆了周老逝世前一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和政治活动情况，特别是在他逝世前一年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前前后后的情况。邓大姐回忆说：“周老的逝世，也许和那次会议劳累有关。那次会议快结束时，周老找到我，叫了一声邓主席，说我预先向你请假，下次会议不能参加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许当时他已有预感了。”左大姐说，当时他的腿已经肿了，回来就便血，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邓大姐安慰左大姐说：“周老已经去世，你不必过分悲痛，要达观一些。不然，对死者无益，对自己身体健康也不利。何况周老活到93岁高龄，死后哀荣呢！”
当左大姐问邓大姐是哪里人时，邓大姐很有感情地说：“我算是半个天津人吧！我祖籍河南，出生在广西，6岁到天津，一直在天津生活了十来年。”后来，左大姐又谈起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她说邓大姐开会太辛苦了，还要深入到小组参加讨论。邓大姐说:“我原本想每个小组都去听一听，但实在参加不过来。我总是愿意和大家多见面的。像万国权，那次开会我坐台上，他坐台下，现在终于在天津见面了。”
临走前，邓大姐一再嘱咐左大姐，有困难就提出来，找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还说：“听说你的儿女对你很孝顺，这我就放心了。”说着，就招呼左大姐的孙子过来，同他握了手，嘱咐他要好好照顾奶奶。两位老大姐合影留念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邓大姐给我的印象十分平易近人、思想敏捷、风趣幽默，为人热情，替别人想得细致周到，没有丝毫领导者的架子。在津期间，邓大姐还曾亲自冒雨到市查抄物资清退认领处，深入了解天津市落实政策的情况。
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那不久以后的7月1日，中共天津市委招待处打电话给我，说邓大姐要会见我和我夫人刘宗华，我们俩感到意外的高兴和激动。
邓大姐见到我们后，热情地说:“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请你们来更有意义。我们算是世交了。我听彭真同志讲，你父亲给党做了不少工作，吕正操同志原来就在你父亲的部队里。共产党历来对各界爱国人士、对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作出过贡献和出过力的，是不会忘记的。你是党的朋友。今天特别请你来谈谈，拿你当最亲近的人接待。”这一席话，使我感慨万千，是任何一堂政治课、任何一次政治报告都无法比拟的。我直觉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爱护与长期合作精神，感到党的统一战线的英明伟大，感觉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力量所在。
后来，她从有关方面知道我当时住房比较困难，要天津市帮助我解决。1984年下半年我调到民建中央工作，她并不知道调动的事，可她一直把我这样一位民主党派干部住房困难的情况记在心上。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还特别提出，天津万国权的住房问题一定要解决。全国政协的同志告诉她，不用了，万国权已调到北京在民建中央机关工作了，房子已经安排了，她这才表示放心。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心，它体现了党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也是那些优秀的党员干部、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广大人民群众无微不至关怀爱护的最好例证。
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她以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得到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又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到新的高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是我们国家安定团结、政治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法宝之一。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中，政协各界人士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努力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作用，不辜负像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政协各界人士的关怀和期望，切切实实做好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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